文/颜峻
事实上,我仅仅是过着平凡单调的生活。
作为一个人——也许需要强调一下,作为人,而不是螺丝钉——我居住在北京。众所周知,我已经结婚,没有儿女,但有一只胖大狂野的猫,长发变成了光头,拥有8个书架和
数千唱片,正在供房,无业,好色,多事,胆小,出没于网络论坛和摇滚乐现场,即使练习拳击也不能遏止腰围增长的趋势——但值得庆幸的是,酒量依然保持在北方男青年的平均水平之上。
在无数次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中,我掌握了风格和节奏、激情和秘密。我试图超越平凡,改变叙事传统,在简历和自白中打开通往无限的大门,借助极简派音乐、幻想小说和硬边绘画的技巧,洞察内心,改变世界,解码,编码,重新认识和刷新自我,对于生活的秘密,我有权,也许也有能力去窥斑见豹、明察秋毫、水落石出、偷梁换柱、无中生有、袖里乾坤、运筹帷幄……在一份杂志上我被称做“娱记”——啊,一个多么下贱的职业;在一个朗诵会上我被介绍为“都市文化代言人”——其实就是时尚小文人;在一个饭桌上有人突然雄起,拉住我的手说“我们诗人是本真的!”——我羞红了脸,我宁肯没有写过诗……是的我必须开口,洗清他们抹在我身份上的油漆,我必须写更多的自我介绍、自白、自述、自传,把自己当一回事,把自己看成一个宇宙,穷尽一生,为之探索,与之搏斗。我想,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但我可以向不可能发起挑战,试试吧。
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偏执的想法。
人开始反抗自身和环境的有限性的时候,他就开始了自觉的生活。而反抗只在此时此地产生意义,我们无法抛开现实而奔向永恒,狂奔也不行。我需要改变现实,哪怕只是一点点,否则创造也毫无意义——你相信有纯艺术存在么?你去精神病院好了。我有过无数偏执的想法,有些已经实现,更多的早已放弃,但本质上讲,我在把偏执转化,引向写作和生活的细节,让它们看起来不那么疯狂,并因此存活下来。我相信所有我尊重的生活也都莫过如此。
我不能把自恋推向极端,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。
我怀揣着这样的谨慎,组织演出、介绍地下乐队、接触实验音乐,把乐评和音乐生活看作身体的一部分。从这里我重返青春,为爱而愤怒,为单纯而迷惘——想想看,那些能够一再回到20岁疯狂岁月的人是多么幸福——事实上我习惯于文身和酒精、硬座和方言,也习惯于现在这个放着两台电脑的井井有条的中价位24层两居,它们没有什么不同。事实上我们不被物质左右,除了自恋,没有什么更能让一个聪明人毁于一旦。
所以我愿意这样描述我的生活和身份:一个昼伏夜出的无业者。如果能够,我们还是忘掉诗人或艺术家这样的称呼吧。
我愿意像一个人那样活着。
而我的生活,除了养猫是一件突然到来的事情外,其他的一切都顺理成章,不过是偶然、社会和选择的结果。总是有人在问“最近在干什么?”我无法回答,因为我没有工作也没有计划,我写了几十万字的乐评,现在还在写,我写了十年诗,现在还在写,我安排过演出和朗诵会,出于爱好,我认识一个叫尕刘的人,这值得一提但大家对他不感兴趣。谁说过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来着?真想给他一酒瓶。难道我们就不能对世界和自己都尊重一点吗?每天下午三点我起床,打开手机和音箱,刷碗或读书,盘算着本周的演出和饭局,阳光通常会照进客厅,这一切像性欲和幽默感一样微小、富足。
而这样的生活的确是乏味的。对我而言,人生不过如此,离开子宫,掉进社会,被弗洛伊德和拉康眺望然后定型,接受文明的帮助和控制,被思想和感情棒喝,肉体得到欢愉,精神向四面八方扩散,表达,自满,在单位怀疑多数同事的人格,1999年离开兰州的时候租用了集装箱,有时抽烟,遭受若干有限的挫折后开始发胖,在天亮回家的路上昏睡,越来越地下,越来越像愤青,越来越衰老,有一天梦见了鬼,朋友像流水一样到来,打架,恐惧时常出现,穿上印有福柯名字的套头衫在公众面前讨论疯癫,旅行,不再打算自杀,不再看电视但不拒绝采访,也神经衰弱,在工作间隙做泡妞的规划和预算,未来荡然无存,行动,随时行动。人生不过如此,如此平凡,如此基本,如此容易。
而这乏善可陈的生活,每一天都是美好的。